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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

弘扬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鹄的之马克思主义,践行法治,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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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法学教授,世界公民的“真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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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讼是否可欲?  

2012-11-07 08:51:55|  分类: 博主书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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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息讼是可行的,我们还是要问一问:息讼是否可欲?息讼作为司法目标牺牲的是权利,不仅有实体的,更有程序的权利。我们来看看“零上访”的结果。零上访这一政策导向已经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形成了许多社会怪象。本人与许多法官、检察官有交往,其中不乏“管上访”的人。他们告诉我的一些事,听似笑料,荒唐到极点,远远超出了我等平庸之辈的想象力,恐连吴趼人兄也未曾见识。试举一二。

某州某公犯盗,被判二年徒刑,下山后不断赴宁、赴京上访,与截访官员玩游戏,颇有心得,截访官员莫不害怕,最后坐下谈判。不知耐心到什么地步,采取了什么手段,都不解决问题。主管官员最后摊牌:“你究竟要达到什么要求才不上访,请明说。”此公答曰:“一套房子。”官方同意,但有一个条件:从此不再上访。某公同意,遂以永不上访的一纸保证换到一套价值30余万元的住宅。这是几年前的事,相信现在此房产价值已经翻番。昨日与一法官闲聊,他说,某县一赴京上访者被登记在册,这被认为是该县政绩的一个污点,因此不惜化10万元将登记在册的名字勾掉。就在前几天,某县一赴京上访者被京警抓获,准备登记,为换取不登记,截访者当场交付2万元。一到所谓“敏感”时期,北京的信访官员不够用,调用地方人员临时赴京“助接访”,这似乎已经成为法外的制度。为截访与摆平京城的信访官员,许多地方都在北京长年驻有专门人员,这笔开销当是一个天文数字!

以零上访作为政绩指标的非理性在于,它不问上访者是否有理,而仅以上访这一事实作为指标,这是不公平的,这无疑对下级官员造成非理性的压力。它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官员的行为不再以合法与否、公正与否为标准,而是以是否上访为标准。但是否上访的主动权不在信访官员手中,而是在上访者手中,结果是信访官员为无理、蛮横的上访者所掌控。我的一个近二十年前毕业的学生,长期做信访工作,某次在会上相见,当年才华横溢的一个人现在说话抖抖索索,完全失去了自我,真是令人伤心。

官员为上访者所“挟持”的直接后果是,规范不再有权威。既然“息访”是最高目标,在“初次”作出决定的官员手里,规范便自然被牺牲,最严重的当然是法官;上级部门或信访部门为了“息访”常常在规范外作出“恩惠”,受到伤害的同样是规范;在当事人哪里,争取利益的工具不再是规范,而是官员的恩惠与自己的“缠访”,规范在他心中的地位自然下降;在社会大众眼里,规范因此成为欺侮老实人的工具。这只是理论上的推论。这一推论与人们感受到的事实是合拍的。我所遇到的所有的人,特别是法官,一个共同的感受是:法律的权威下降了!

法律是在判决中体现出来的,没有判决就没有法律;上访是中国宪法规定的权利,零上访为目标就是以没有宪法为目标。所以,我的理解是,息讼理念下的“零判决”和“零上访”,实质上就是以没有法律为目标,没有权利为目标。


——摘自博主所著《公民权利——有尊严的活着》(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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