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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

弘扬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鹄的之马克思主义,践行法治,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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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法学教授,世界公民的“真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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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贺卫方《法学方法的困惑》  

2012-12-20 17:25:20|  分类: 思想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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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出席《第四届全国“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法学方法论论坛”全国会议》,在冬至节少有的“春日融融”的黄埔旧址与新朋老友相聚,畅叙友情、切磋学术,好不自在。值得一记者是受葛洪义君的安排,我参与了对五位法学名流的精彩演讲的点评。五人中有中国法学界鼎鼎大名的铁嘴贺卫方教授,有以雄辩慎思著称的谢晖教授、有对德国法学方法论具有独到研究的台大颜厥安教授、有台湾女权主义研究者陈妙芬教授、有语言学专家廖美珍教授。各位教授的讲演都给我以不小教益。廖美珍教授讲演的题目是《话语打断与权力》,他通过对我国法院庭审中“话语打断”这一现象的语言学研究,说明了中国法院审判中权力的使用情况;谢晖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判例阅读与法律方法》,他提倡对判例规则的阅读;陈妙芬教授演讲的题目好像是《古典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法学》,她在对西方四拨女权主义思潮进行学术梳理的基础上,证明古典马克思主义对于女权研究的意义;张谷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民法解释学的几个问题》,他主要指出了中国几部基本法律中的明显错误,证明应当认真对待立法,并提出应当重视这一现象对法律方法的影响。

卫方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法学方法的困惑》。他的演讲以其特有的恢谐、流畅、激情征服了听众,赢得了阵阵笑声和掌声。由于他的讲演没有文稿,加上又要准备即时的评议,所以记录不全且肯定有误。记得他从批评不公正的司法起讲。他说,他的朋友曾组织过多次对不同职业从业者的社会信誉调查,结果法官的可信度很低,甚至低于警察。有的人调侃说,只要在法院前面放一个碗,里边放上“骰子”,当事人通过“掷骰子”决定胜负的结果说不定比法院的判决要公正些。有些对司法公正表示绝望的人甚至提出应当允许办“民办法院”,相信民办法院会比官方法院公正些。他说,司法不公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它甚至影响了法史研究。有的人提出通过法律解释方法促使判决保持时间与空间上的一致性与统一性,对此,贺教授似乎心存疑虑,他提出了四个问题:

第一,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存在何种关联?法学方法如何影响司法操作?贺教授将法学家研究的方法称为“法学方法”,将法官操作的东西称为“法律方法”,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法学方法影响法律方法的可能性与有效性问题。对此,他好像持怀疑态度。

第二,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对法学产生何种影响?他说,现在多学科引入法学研究很时髦,但是有些人研究的结果却使“法律没有了”。

第三,法学研究中存在不同知识系统的冲突,它已经影响到法学教育与法学实务的统一,他说,前面的发言中,颜厥安教授所使用的是明显的德国法学话语,而於兴中教授使用的则是英美法学话语,如何实现多种知识系统的融合?

第四,法律思维与政治思维的关联问题。他认为,西方的政治问题常常转换成法律问题,我国台湾的政治家多法律家,但是他们的思维仍然是政治思维,我们则离法律思维更加遥远。如果才能以法律思维影响政治思维?(上述对贺兄话的转述未经审阅,如果有误,责任在我)

上述四个问题成为我点评的重点。我以为,上述问题本身极具穿透力,值得法学研究者和法律实践者认真对待。我同意贺卫方教授提出的“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存在的不协调问题,现在是课堂上讲的与法庭上做的不一样。其原因有法学教育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应当改进与提高法学教育水准。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全部,更加重要的原因在法院方面。学校是按照法律讲授,但是法院不按法律办。解决冲突的办法是提高法院办事的合法化程度。

我认为虽然把 “法律讲设了”的现象确实存在,例如将古代戏曲里的东西当作法律或一个时代的法律思想来讲,其结果就是“把法律讲没了”。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多学科引入是好事,不是坏事。多学科的引入有利于法学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来提高法律与判决本身的公正性与确定性。例如前面廖美珍教授的演讲就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中国法院的法治情况进行了很好的“诊断”,具有客观性,有说服力,且对于提高庭审的质量与未来的法院改革很有益处。

法学研究中不同知识系统的冲突确实存在,这一问题值得研究者认真注意,如何将不同的话语整合中“中国式”的相对统一的话语是法学研究的一个任务,如何在冲突存在的条件下保持判决的一致性值得认真研究。要分清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两个不同的领域,在司法实务中,“法律至上”具有排他性理由的地位,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有例外。但是我认为这一现象也是好事。文化多元对于文化创新是极其有益的,中国的法律思想与法治建设可以从不同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对于那些不同的成分,可以“求同存异”。法律需要统一,但是不能追求“大一统”的法律思想,正是在不同的思想冲突与共存中思想才能进步,法律才能进步。中国当代法治建设中文化问题主要不是英美与大陆思想的冲突,因为他们都是“现代”的,更加主要的可能是中国(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其实是前现代的)本土法文化与现代法文化的冲突,这倒是要认真对待的。

关于政治思维与法律思维的冲突问题。我认为这硬实是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现在是政治思维压倒法律思维,这是人治社会的普遍现象。法治社会的主要特色之一是法律思维优先。其实,首先要分清两类不同的政治思维:人治社会的政治思维与法治社会的政治思维。人治社会的政治思维的特点是一切以巩固政治统治为核心,法治社会的政治思维的特点是政治行为的法治化,它在本质上是法律思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不但政治问题的思维是“人治的政治思维”,而且政治思维左右着法律实践,使真正的法律思维没有施展的空间。例如,审判中的“大局观念”、“和谐”至上的判决导向,都是政治思维向法律实践领域的浸润。

对于其他几位的点评只是蜻蜓点水,不足道,故略而不述。与众多高人论道,真乃乐事也,故记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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