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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

弘扬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鹄的之马克思主义,践行法治,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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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法学教授,世界公民的“真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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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言论自由的三则旧闻  

2012-12-30 09:33:39|  分类: 自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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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共出现三堵墙:石头墙的长城,明中后期的海禁以及网络电子墙。客观分析历史,第一堵墙多少有点预防外敌的功效,可第二堵墙和第三堵墙却严重阻碍了中国人的自由,让我们在广大的空间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可斗来斗去有什么结果呢?就现在而言,网络电子墙是公民思想自由的极大障碍,在接受自由无法保障的情况下,表达自由更谈不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思想交流不仅能获取真理,还能缓解社会张力,更能形成公共交往理性,这对社会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现在从党报的新闻来看,在逐步放开言论自由,希望这回的改革能落到实处。]
  
  言论自由是人的重要权利,它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民主是人民作主,“人民”是一个集体概念,它由单个人所组成。单个的人如何才能形成“人民”?一个必要的程序是“说话”,如果不说话,“人民”无法形成——竞选要说话、合理交往要说话;人民如何行使权利?如何监督官员?还是说话。我这样说当然不是说“说话”能解决一切问题,而是说“说话”是人民“主体性存在”的必要条件,没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人民”。正是基于这一点,民主理论大多将言论自由作为先于共同体的权利——自然权利。自然者,是指言论自由不是政治共同体赋予之谓也;相反,它是政治共同体的逻辑前提。这一权利庄严地载于《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和第十九条中,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将它具体化,它也被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  中国共产党走上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不给讲话。国共合作时国民党迫不得已给了一些言论自由,比如,共产党在重庆可以有自己的报纸。但是蒋介石一不高兴,言论自由就没有了。大家都记得因为不准报道皖南事变,周恩来愤而在《新华日报》上“开天窗”的事。  但是这一问题在中国始终是个问题,整个反右就是治言论,文革中的许多“反革命罪”都是以言治罪,虽然后来绝大多数人(作为个案)都平反了,但是制度上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党的领导人和讲良心的知识分子都很重视这一问题。以下三则可以佐证。  胡耀邦是党的总书记,他说,他之所以说话随便,“就是想造成这么一种让人说话轻松的空气,不要让人不敢讲话,人人自危,诚惶诚恐,怕一句话说错有麻烦。研究问题讨论问题,说话可以随便一点,说话随便了气氛就轻松了,每一个人也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提不同看法。不要什么你都是对的,你一讲话,别人就不能怀疑,不能反驳,我们的人要都是这样,弄不好就会带来灾难的。这样的教训不少了。”见《日常生活中的胡耀邦叔叔》,王元元、延滨口述,邢小群整理,原戴《老照片》第四十二辑,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社2005年版。  陆定一长期任中宣部长,在任职期间,他自己也管制过言论,而后文革中自己也因言论获罪坐牢,对于这一点,他有刻骨铭心的体会。2006年12日3日《新民晚报》刊登陆定一儿子陆德回忆陆定一的文章,内中说,陆定一临终时的最后一句话是:“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黄万里是著名的水利专家(教育家黄炎培之子),1957年6月,水利部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会议,讨论三门峡水库工程上马问题。共有70人参加这个会议。大家都赞成上马。只有黄一个人反对上马,黄因此成为众矢之的。会议“争论”了7天,黄被批判了7天。回到清华不久,清华大学党委就把黄定为“右派”。后来的事实证明:三门峡水库的修建是完全错误的。(最近,我的一位家住陕西的朋友告诉我,由于三门峡水库造成的上游水患,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环境灾难,已经造成数十万人被迫迁离家园。)为此,黄万里认为,有些中央领导是念过历史的,他们应懂得:不让人家讲话,不能因言论整人。历史上没有靠这个成功的。黄与孟昭英先生等少数人在田间地头议论过,历代历朝,没有哪一个统治者是靠把知识分子赶往田间地头来羞辱他们而成功的。(黄万里口述,唐少杰整理《黄万里先生访谈录》《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10月7日。)
  
  言论自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与法律问题,美国第一修正案到今天已经200多年,没有听说有谁说美国没有言论自由问题。言论自由是一个规范性命题,是规范就有被违反的可能。说中国文革后已经没有言论自由问题,我怀疑先生/女士是否满18岁。得罪了!哈哈!?
  
  庄主:您好!美国有言论自由,这是他们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如果双方对是不是言论自由存在分歧,则可以打官司,但不是说美国在这方面没有问题。前几年,一个美国人因为要出版制造枋武器的书,就被事前禁止了。但是美国法律禁止事前审查任何出版物,这就是自由的。言论自由问题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任何一个政府都有干涉人民言论自由的“自然倾向”,问题是,有没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在两者中间进行裁判。言论自由不解决言论本身的“对”与“错”的问题,即使一个国家舆论中的思想都是错的,只要政府不干预,那里言论就是自由的。我们中国宪法就规定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言论的对或错来评价人家有没有言论自由。您说呢?我认为您关心这一问题,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我才回答这些问题。如果不是理想主义者,我们何不去打游戏?何不去看电视?如果有钱的话,还可以去青楼楚馆,您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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