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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

弘扬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鹄的之马克思主义,践行法治,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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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法学教授,世界公民的“真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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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第三种自由”?  

2012-12-31 11:40:59|  分类: 自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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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是人皆向往的,虽然“不自由毋宁死”只是极少数人的选择,但是,“以奴为荣或为乐”的人毕竟难得一见。那些乐意为奴的人其实只是失去了“不为奴”的希望而已。儒家思想其实是一个对于现世的自由绝望的思想,他们要求或希冀在上位的人慈悲,不要过分地对待奴隶,这当然是无可指摘的,不过,他们从来没有主张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在人格上的同一。道家的自由可以说是一种“逃避式自由”,通过逃避现实与矮化自己而取得“自由”——心灵上的解脱。他的自由是不区分“能力不足”和“外在干涉”的,他们试图通过思想上的修炼,通过对欲望的控制来达到思想上的自由,这是对于专制无可奈何的逃避,是在无望的世界上“智慧”的生活态度。老实说,这两者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千年奴役制度下养成的知识分子的奴性。至于法家,则是赤裸裸的奴隶管家。可见,中国历来是缺乏争自由的思想。这不是中国人无能,而是中国人没有看到存在“自由的制度”,他们的想象中就没有自由的制度性存在,因而在思想中也没有真正的自由观念。中国人所想的只是在奴隶制度中如何提高自己的地位——从奴隶上升为奴隶主。方法主要是不择手段当官,当然还有当不成官的就干脆当皇帝,或者宋江式的先造反再受招安。
  自由作为观念与制度无疑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所以,前些日子看到一个学者在《光明日报》上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时候,我对我的学生说,他真是昏了头了,如果是那样,世界将倒退3000年!
  不过说实话,什么是自由,我也没有自己的定义,因此对西方关于自由的东西时时注意。大约在三年前,我看到斯金纳第三种自由的宏文,顿时来了兴趣,先是自己看,后来是请学生小丘译成中文,并与斯金纳先生联系,请他支持,允许在《东吴法学》上发表。但是他说,他已经同意天津人民出版社出他的一个关于自由的集子,内中有“三种自由”,要我与天津人民出版社联系,如果他们同意,他没有意见。后来此事没有成功,此乃憾事。
  但是这并没有减弱我对自由的兴趣,近来杂事较少,遂又将此事捡起来。
  自由的多义性是不言而喻的,伯林就曾说它有两百多种定义。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1958)中首创将自由分成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两分法。它的消极自由回答的问题是,“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他的积极自由回答的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根源?”依据这一分类,伯林将自由思想史上的大家分为两个阵营:主张消极自由的和主张积极自由的。主张消极自由的包括奥卡姆、霍布斯、洛克、边沁、小密尔等,主张积极自由的有:柏拉图、伊壁鸠鲁、孟德斯鸠、康德、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等。这篇论文被西方学界认为是“影响最大的单篇政治学论文”。
  伯林虽然将自由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种,但是他的结论其实是反对积极自由理论的。他认为,自由的概念源于“个体成为自己主人的愿望”,但是这两种自由“朝不同的方向发展,直至最终造成相互间的直接冲突”(p200),而积极自由本身将导致奴役。他指出,积极自由论者认为,成为自己的主人需要排除成为“自然的奴隶”,这就需要一个理性的“高级自我”来控制非理性的“低级自我”。当我们将这一观念用于社会的时候,“以某种更高目标的名义对人施以强制”就是可能的,是有理由的,“这很容易使我相信,我对别人的强制是为了他们自己,是出于他们的而不是我的利益。”于是,我就“无视个人或社会的实际愿望,以他们的‘真实’自我之名并代表这种自我来威逼、压迫与拷打他们”。这种积极自由的“自由的自我”实体可能“被膨胀成某种超人的实体——国家、阶级、民族或者历史本身的长征,被视为比经验的自我更‘真实’的属性主体。”通过这一转换,“对人的定义加以足够的操纵,自由就会包含着操纵者所希望的任何意义。”这样,对于不想自由的顽抗的人们,我也应该把我的意志强加于他们,按照我的模式“铸造”他们,根据我的脚本为他们分配角色。对于这一逻辑结论,伯林问道:“这不就意味着只有我一个人是自由的而他们都是奴隶吗?”这样,自由“不仅不与权威相冲突,而且实际上与它相同一。”(p219)“如果我是立法者或统治者,我必然会假定,如果我实施的法律是理性的(而且我有可能只征询了我自己的理性),它就会受到我的社会的所有成员的自动赞成,如果他们都是理性的存在物的话。因为如果他们不赞同,他们必然protanto(因此)是非理性的;于是,他们需要由理性来压制:至于是他自己的理性还是我的理性这并不重要,因为理性的声音在所有心灵中应该是同一的声音。”
  在对积极自由进行了批驳以后,伯林提出了自由的基本含义:“毫无疑问,对‘自由’这个词的第一种解释,不管多么不同寻常,都必须包含我所就的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必须存在一个在其中我不爱挫折的领域……一个被别人剥夺了任何他自愿做的事情的自由的人,已经根本不是道德主体,甚至不能从法律或道德上称之为人……”可以看出,伯林的自由观是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他的哲学基础是伦理多元主义。
  伯林的终点就是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起点。2001年,斯金纳在The British Academy 上发表“自由的第三种概念”( A Third Concept of Liberty,The British Academy, 21 November, 2001)的文章,在政治学界引起轰动。文中他提出了自由的第三种概念。由于国内学界将它译为《第三种自由的概念》,同时在此前已经有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在前,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斯金纳提出了在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以外的“第三种自由”,其实不然。斯金纳对伯林的不同或发展不在于在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以外发现了新的自由,而是在于立基于“对自由的新的理解”之上的、对消极自由较伯林为宽的理解。
  要理解斯金纳的第三种自由概念,应当从西方的自由传统说起。戴维?米勒(Miller,1991)曾将西方自由传统区分为三种: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理想主义。斯金纳的新自由观是建立在共和主义的自由观之上的,是对罗马共和主义自由观的继承与发展——因此被称为新罗马自由观。斯金纳指出,伯林将西方的自由概念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种,这不错;但是,消极自由的传统有两种,一是罗马的共和主义自由,一是英国的自由主义自由。英国的自由主义自由概念强调的是“干涉的不存在”。斯金纳认为这是对的,但是人们忘了或者是“刻意地忘记”了另一种消极自由的概念:依赖的不存在,或者专断权力的不存在——这正是罗马的共和主义自由观。斯金纳指出,罗马人法内部的基本划分就是,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是自由民就是奴隶”,接下来罗马法对奴隶制下的定义就是:“奴隶制是这样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有些人与本性相违背地屈从于其他人的支配。”斯金纳对罗马思想家的观点极为赞同:一旦奥古斯都确立了绝对权威,元老们“除了服从他所提出的任何要求,就别无选择了,而这是“执政官、元老和骑士都在争先恐后地想当奴才”的结果,“奴役不可避免地培植奴性”。斯金纳认为,中世纪的欧洲农民和在苏丹专制下生活的人们,由于他们在专断权力下生活的经验,“使他们变得如此无精打采和垂头丧气,以至于已经变得绝对懒惰和卑鄙,现在再也不能对他们抱有任何希望了。”
  正如斯金纳自己所说的,他同意伯林关于存在两种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主张,但是不同意伯林进一步的假设:“不管我们什么时候谈论消极自由,我们必定是在谈论干涉的缺席。”基于此,斯金纳将罗马共和主义自由观纳入消极自由,将消极自由加以扩大。
  总之,斯金纳与伯林不同的关于自由的第三种概念就是:自由可以分成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指干涉的不存在和依赖的不存在(专断权力的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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