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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

弘扬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鹄的之马克思主义,践行法治,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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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法学教授,世界公民的“真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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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论和空气论——至上不能过度诠释  

2012-10-15 19:26:12|  分类: 法之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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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贺卫方又成为争论的焦点,他质疑“公公、婆婆、媳妇三至上”(我简称之为“公公论”)的理论再次在法理学界引起了“死水微波”。许多人赞赏有加,也有一些人出来商榷,其中有我很尊重的教授。他们认为贺氏“‘至上’只可能一个,三个至上又怎么个至上法?”的质疑表面上看“很有道理”,“但从形式逻辑来看,三种利益同为一个位阶是完全可能的,如公平、正义与秩序对社会(实质上可能有争议),空气、阳光与水对生命,就不一定要有一个谁为第一的排序。”我姑且简称之为“空气论”。空气论一出,引来更加热烈的争议。但是争论的双方几乎都只是表态,或支持,或反对,大多缺少说理。更有反对空气论者对持论者出言不逊,有污辱人格之嫌,这是我不主张的。我试图来讲一下道理——只讲逻辑问题。对与不对,有赖诸公评论。 

空气论者的论述途径是,以“空气、阳光与水对生命(都需要),就不一定要有一个谁为第一的排序”,来批驳贺氏对公公论的质疑。这是值得商榷的。理由起码有两个:

  第一,公公论与空气论两个判断讲的是不同的关系。空气、阳光与水对于生命的必要性是讲空气、阳光、水与生命的关系,这三者对于生命可以是同样重要的,它讲的不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公公论讲的是公公、婆媳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贺氏质疑的是“公公、婆婆、媳妇对于社会来说都是必要的”,那么,空气论的反驳就是非常有力的。

 第二,贺氏质疑的是公公、婆婆、媳妇三者之间的“可能关系”,即他们出现了不一致的时候能不能“都至上”,这是一个逻辑问题;而空气论则是个事实判断,一个事实判断的成立不能证明另一个判断的“可能与否”。例如,我们以“中国有座泰山”无法证明“贺卫方能不能飞”这样一个判断,尽管前一个判断无可置疑。这在逻辑上叫做“证不出”。

 争论背后是一个重大的司法哲学问题:司法是否可能“公、婆、媳”三至上?我以为法学、特别是法理学不能回避这一问题。我也只说其中的逻辑问题。

 首先要指出,作为一种对司法的政治要求是否得当,我认为是可以讨论的,讨论这一问题的网文得以保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它反映了我党改革进取的精神,如果在文革中,贺氏危矣!

 如果以空气论的逻辑,即“‘公、婆、媳’对于社会都是必要的”,那么,“公、婆、媳”三至上勉强说得过去,作为对司法的要求也还勉强说得过去。这里的“至上”只是比喻,言其极其重要。还要指出,如果这里的至上是与法官本人的利益和偏好相较,则它也是正确的。也打一个比方,法官只是仆人,而公公、婆婆、媳妇则都是主人,他们对于法官都是至上的。这只是对法官的司法伦理要求,不是司法过程中当考量的因素。我想空气论教授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吧?

 但是如果对公公论过度阐释,硬要发现它的微言大义,说是它们三个都可以作为司法考量的要素,或者是作为司法原则,那么逻辑上的矛盾将立现,最终将公公论推到极端荒谬的境地。不信请看:

 司法是个解决纠纷、确定权利与责任的过程,如果以公公论来指导判决,可能就难死了法官。假设两造打官司,按照公公的意见,原告胜;按照婆婆的意见,被告胜(媳妇的意见暂且忽略)。请问法官是否可以判决如下:“一、按照公公意见,原告胜;二、按照婆婆意见,被告胜。此判!”相信这样的法官将被人民送进精神病院。

 人们或许会说,公、婆、媳三者都至上,意思是在不同的案子里可以有不同的至上。在甲案,可以是公公至上;在乙案,可以是婆婆至上;在丙案,可以是媳妇至上。这样当然可以,不过如果这样,这可乐坏了法官:怎么判决都对。当事人要以婆媳主张权利么,法官以公公驳之,反之亦然。即使这样,公公论事实上还是没有避免“一个至上”的结局——最后还是一个至上,只是谁“笑到最后”由法官说了算而已。这就是法律位阶理论存在的必然性根据。没有一个国家同时存在几个“最高规范(原则)”。“最高”之间必然有个竞争问题,必要排出个高下。也就是说,作为判决的权威必然有一个具有“排它性”,否则就无法作出合逻辑的判断,更无法保持法律的统一。

 在逻辑上,如果公公至上与婆婆至上的内容不一致,同时主张公公至上与婆婆至上意味着“持两可之说”,违反排中律。更不用说还有媳妇在一边持异议呢!

 有的人或许会说,公婆媳在我国其实是一致的,是“三位一体”的。这样当然可以消解上述公公论的逻辑矛盾,不过它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如果三个都是永远同一,为什么还要讲“三”而不讲“一”?而且,主张其他两个与一个的永远同一,其实是否定了其他两个的主体性。说婆媳与公公永远同一,实际上是否定了婆媳的独立人格,反过来亦然。

 在一个有法律的国家,司法必然有一个最高的依据,具有排它性。在我国古代,律与王权的关系就是个理不清的问题。但是,它没有说“两个至上”,因为那不合逻辑,也必然会导致法律的混乱。我国旧时代的安排其实具有一定形式法治意义的:法律是皇帝意志的产物,在个案中,皇帝有“自由裁量权”;但是法官办案只能依据法律。至于皇帝老子最后如何定,那是例外,而且此时皇帝的角色是“最大法官”而不是立法者。因此,中国古代就其主流来说贯彻的是“律至上”原则,“特旨至上”、“例至上”只在短暂的混乱时期存在(例如宋代前期)。即使在混乱时期,也没有说二个至上或者三个至上,而是说“特旨至上”或“例至上”。因为那不合逻辑,因为那无法执行。清律更是明确规定禁止以皇帝的“特旨”办案,违者治罪。形式法治的底线是法律至上,否则又会引出改革开放初期“宪法大还是县委大”这样荒唐的问题。更不用说真正的法治——形式与实质双重意义上的法治。

  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是确立法律的至上权威。在改革开放之前,政策至上成为不可动摇的原则,主张法律权威的人在反右中成为右派。文革中政策至上进一步变成了“最高指示至上”。1980年代初期法学界讨论的最大问题就是法律大还是政策大?这是中国人走上形式法治的先兆。确切的说,是中国由一个疯狂的国家走向正常国家的开端。我记得是李步云老师最初提出法律至上的原则的,一下得到举国赞同,不再有争议了。我当年还是一个刚刚步入法律界的学生,我为我校学报写了一篇与李老师的大作内容大致相同的文章,被我的老师好意教训了一番,因为那是右派言论。若干年后我想把它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见踪影,大概是在搬家时丢弃了。我以为,对三个至上在司法中的贯彻,也应作法律至上的理解,否则就违反法治,违反我国宪法确立的最高原则。


  附:为避免各位受到我的误导,做到兼听则明,我引用一篇文章的话于下面:

  从法律存在局限性的角度分析,必须坚持“三个至上”;从制定司法政策的角度分析,必须坚持“三个至上”;从法官发挥司法能动性的角度分析,必须坚持“三个至上”。陈荣:《人民司法必须坚持“三个至上”的理性思考》,《人民法院报》2008年9月3日。

  马克思语录:

马克思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第180以下页。


发表时间:2008-9-4 18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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