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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

弘扬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鹄的之马克思主义,践行法治,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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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法学教授,世界公民的“真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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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均儒说项与请托之禁  

2012-10-17 17:02:58|  分类: 法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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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均儒浙江嘉兴人,光绪甲辰(1904)进士,曾参加辛亥革命,1935年与宋庆龄等发起并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力支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1935年12月他与上海文化界的一些爱国进步人士 马相伯、邹韬奋等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11月23日,沈钧儒与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为七君子之一。1949年,沈均儒贵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曾为其孙就读清华大学说项,时社会学家潘光旦任清华校长。沈应其孙之请,转托高教会指令办理其孙在清华“旁听”事。潘认为此做法“于法绝对不妥”,“今衡(沈号衡山)老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之地位,作此强人违例之举,不仅对清华不利,对己亦有损令名,而高教会肯以指令行之,亦属太不检点;余旨在劝衡老收回此种请求,渠似不甚领悟,甚矣权位之移人也。”数月后,沈之孙又携书到潘宅商请旁听之事,潘乃坚拒之,“余就此举对各方面之不利剀切言之……至余或因此而开罪衡老,开罪于当今之大理,则不暇计及矣。”《人物》2007年第10期文,转引自《潘光旦的“不识时务”》,《报刊文摘》2007年10月15日。

        我们在为潘光旦的不畏权势、不顾个人利益的精神所感动的同时,也为沈老如此高尚人格之人竟然做出如此罔顾文明社会的通例的事而扼腕叹息。此事牵涉的不仅是沈均儒本人,还涉及到高教会,这一国家机关竟然枉法为私人请托,这就更值得人们深思了。

        请托历代皆为刑事犯罪,因为请托涉及的是国家权力的行使,侵害的是国家权力的权威,关涉的是能否“取信于民”。在汉代到清代的各朝法典中,均有有关的法律明定,其中以唐律的规定最为明确、详细。不论何人(官民一样),不问是否谋财,只要请托即构成本罪。在民国是也有惩治此罪的记录。中央社1935年8月29日南京电:“今春交通银行支行经理江祖贷侵占行款经营公债,经总行派员投江宁地方法院举发,派警将江逮捕。江家属异常惶恐,乃请监察院参事高朔转托监委杨天骥向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孙绍康说项。杨当拟具亲笔函致孙。孙以杨身为监委,公然请托,殊属不法,乃将一应证据依法检举,一面函达检察院查照。”此事发生后,检察院副院长丁维汾呈请辞职,并对记者说,“该案有破坏检察制度之虞。若不依法惩办,将使国家风纪荡然。本人责任所在,深感有负国民付托,不得不引咎自劾,以谢国人。”

        之所以造成沈老的失足,关键在于当时社会处于“无法无天”状态,民国时期的法律在1949年2月被废除,而新的法律又没有制定出来,社会处于“人治”之下。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人治的可怕,好的制度可以令坏人不能作恶,而坏的制度却令好人也难免为不端之事。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制度严重扭曲的社会里,好人的成本太高,以至于“被迫”做坏事。现在,请托已经成为常态,一个案子没有请托的是例外——涉及农民工的案子,农民工一方不请托。这样的司法如何能使人放心!还要说的是,现在有的人十分怀旧,主张回到1950年代,上述事例告诉我们1950年代的一个侧面。其实,怀旧的人除了对当时的社会无知的外,就是当时的“极少数”特权者,人治社会是特权者的天堂,当然,他们的成本其实也是很高的,一旦失势,将会比一般民众更加可悲。高岗们的结果就是例子,得势时的“东北王”是何等厉害,一旦失势,求死而不能,死后还要“鞭尸”。所以,法治乃全人类真天堂。

(2007-10-17 16: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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