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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

弘扬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鹄的之马克思主义,践行法治,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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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法学教授,世界公民的“真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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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法学论纲  

2013-01-02 12:17:44|  分类: 法律论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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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这是五年前的一篇旧文,写作此文的目的是呼吁社会关注中国穷人的生存状况。近五年来,中国的穷人生存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在一些地方甚至还有恶化。今天刚刚看到一个18岁的生命又在富士康消失,前不久两个农民工被冻死,南京有不少农民工雪天住在桥洞里,更有贵州五个孩子被冻死在垃圾箱里。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孩子冻死后官方的反应竟然是在垃圾箱上贴上一个“严禁人畜入内”的牌子,实在令人心寒。贴出旧文是想促进官府在大寒天想想那些可怜的人们,贪官污吏在对人民财产下手的时候请悠着点儿,你在间接杀人呢!]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提出“穷人经济学”这一概念,穷人经济学的核心理念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是穷人,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原理;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穷人又集中在农业部门,因此,懂得了农业经济学,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引用了这一概念,穷人经济学是“十一五”规划的重要理念之一。

但是,穷人问题的解决绝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经济手段所能凑效的,穷人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我国存在世界上最大的穷人群体,而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消灭穷人”,因此,有必要提出“穷人法学”这一理论。

穷人法学首先要与穷人“革命学”划清界限,穷人法学是在现在制度下寻找造福穷人的法律,而穷人“革命学”则以推翻法律为目标,两者可谓风马牛不相及。穷、富是个相对的概念,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消灭穷人”,试图通过革命来消灭穷人,达到所谓“共同富裕”,这是人类从产生以来就存在的乌托邦。在21世纪的今天,它的结果已经世人皆知。

穷人法学的核心任务是用事实与规范的视野来理解与穷人为什么穷,从而确定应当采取什么法律方法来解决穷人问题。如果穷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如何通过经济手段能有效地解决穷人问题的话,那么,穷人法学所解决的问题却要复杂得多。它首先要解决穷人为什么穷,以及相关措施(包括经济与法律措施)的正当性与有效性。

从事实的角度来看,穷人的穷大致由于三大原因,一是他继受的财产少甚至没有;二是他的创造的财产少;三是支出大。创造的财富的多寡又可以分为多种原因。一是本身素质方面的原因,例如,身体伤病、本身不努力;二是文化等社会素质方面的原因。

法学主要关注的是规范与贫困的关联。

第一,大量的穷人之所以穷,不是由于自身的原因,而是由于歧视性规范的原因。姑且将这一原因称为“歧视性贫困”。导致某些人贫困的规范主要是权利配置的不公与歧视。这一前提是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级,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权利,而且等级之间是不能流动的,这就造成处于不利等级之中的人的贫困。这一规范性贫困的极端是奴隶制下的奴隶,奴隶是绝对的穷人。第二,由歧视所延伸的贫困。这是由于歧视性规范对人的社会能力的养成构成不利影响,使受歧视的人的社会能力不足,造成他们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例如刚刚摆脱奴隶枷锁的美国黑人,中国农民工的贫困等等。第三,竞争中的失败所造成的贫困。

可以将这三者分为二类,一是由于平等规范的缺失所形成的贫困,它包括歧视性规范本身造成的贫困与歧视性规范造成的能力不足导致的贫困。二是竞争性规范造成的贫困。前者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的主要问题,后者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中法律的主要问题。

我国目前的穷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二个大的群体:农民和城市的下岗人员。这二大穷人群体产生的规范性原因涵盖了上述两大原因。首先是歧视:户口歧视、年龄歧视、所有制歧视、性别歧视、身份歧视(工人还是干部)、身高歧视等等不一而足;其次是过度竞争,由于我国社会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资本严重不足,加之政府在效率优先理念下的放任,造成城市就业人员之间的恶性竞争,工人之间的恶性竞争迫使穷人们接受不近情理的、有些甚至是不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低工资,这使穷人无法通过劳动进行有意义的积累,从而无法脱贫。

所以,中国的穷人问题主要是规范问题,规范问题中的主要问题又是规范歧视。套用舒尔茨的话来说,中国大多数人是穷人,懂得了穷人的法学,也就懂得了绝大多数中国法学原理;而中国的大多的穷人又集中在农业部门,因此,懂得了中国农民法学,也就懂得了中国法学。农民的法律问题是中国最为重大的法律问题。

我们常说,中国人的优良品质是勤劳,这里的“中国人”其实主要是指农民。以勤劳著称于世的中国农民为什么穷就应当认真反省。说农民工懒惰的人真是没有良心。舒尔茨说过,农民之所以穷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对农业部门的歧视(转引自《“穷人经济学”大家谈》,《南方周末》20051124日)。如果舒尔茨的话一般地说是对的,那么,对于中国这句话就是绝对真理。中国农民的穷,是由于长期将农业作为工业积累的基地,对农业的掠夺性规范所造成的。这些规范主要是:首先,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城乡二元的户口制度,使农民不能享有与城市人同等的权利,这些权利中许多是直接的经济利益,例如在困难时期得到活命的粮票、油票的权利,进入工厂当工人的权利、当公务员的权利等等;二是从事农业的人员的农民身份的固定性,除了极其个别的途径(例如高考)农民的儿子永远是农民;三是对农产品的强制低价,人为扩大剪刀差的政策与法律;四是农村与城市二元的教育资源配置体制,在城市事实上较早实行了义务教育,而在农村,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实行起码的义务教育,在一些农村,农民的子弟仍然因贫困而无法接受起码的教育。处于向城市转移的那此“新一代工人”的子弟,则由于他们父辈的“农民身份”而不能接受与他的城市同伴相同的教育。一个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是拥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一个在受教育中受到歧视的人从一开始就处于竞争中的劣势,这使他们在一辈子的竞争中都处于难以摆脱的劣势。还有更大的一块是穷人几乎不享受任何的社会福利——公费医疗、养老金。本应当造福于穷人的公费医疗和养老金,在中国反而成为相对富裕的人的特权,这使穷者越穷,甚至在遇到大病或到老年时其基本的生存权都难以保障。

但是,在长期的以统治为核心的法学中,农民的规范性贫困被视为当然,“因为农民的‘本质的落后’,所以他们只能是二等公民”的思想从来没有受到怀疑或挑战。在传统的社会与法律理论中,农民被对象化,他们只是实现社会目的——体现社会规律与促进社会进步——的对象,他们的权利主体地位被忽视。我们关于农民的一切政策法律都是“政策性”考量的结果,而不是“原则性”审视的产物,或者说,这些政策法律的基本出发点是功利的:社会功利,他对社会发展如何,很少考虑当事人权利的得失与保护。而这一“社会功利”本身是有意无意地将“农民的功利”排斥在外的,因为在传统的现代化观念时,农民是一个应当被消灭的阶层,它存在的价值是为先进阶级提供发展的条件。在这一视野下,农民无法享受(起码不能平等地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相反,他们却要承受经济发展的成本与代价。牺牲农民利益以为工业化积累资本就是在这一问题上的社会总政策之所在。

由于中国的穷人首先是规范造成的,要解决中国的穷人问题就理所当然地从变革使穷人愈穷、富人愈富的规范。这一转变的法观念前提有:

第一,实现法的基础的转换:从阶级走向全体国民。首先,既然现代法律规范的主体必须是普及的,不允许存在“法外”的主体,那么,所有的国民都必须具有同等的法律人格;其次,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基础在于主体的认同,这一认同必须是全体国民,而不是部分国民,因为在理论上我们必须承认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一个理性的人不会承认自己置身于法律之外是正当的,同样,一个理性的人也不会承认将他人对象化是正当的。将他人对象化将对所有人的权利构成威胁,文革中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处于权力顶端的人都难逃恶运就是很好的事实证明。

第二,实现法的精神的转换:由特权到平等。现行法的精神是建立在不平等之上的,它论证了人的法律上人的不平等的必然性,并以这种必然性中证明现行法律不平等规定的应然性。正是这一理论上的错误论证,使法学界对农民的受歧视地位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只要承认农民也是中国的法律主体,其结果只能是平等。因为一个理性的人不会承认歧视自己的规范为正当。不管社会现实中是否存在阶级分层,不管社会现实是多么的不平等,将现实的不平等规范化、永恒化都是对现代法律精神的亵渎,如果规范本身对已经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进一步歧视,则显属恶法。

第三,在前二者的基础上,用法律手段防止贫富过度分化,在我国现有国力基础上,用税收手段实现第二次分配,以满足穷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进一步使所有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为人的自由与发展提供基本的法律需求。

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目标是人的自由与解放,他们要实现的解放其实是穷人(无产阶级)的自由与解放。可以这样说,中世纪实现了有权人的解放,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富人的解放,这此解放都是建立在对一部分人的社会与法律压迫之上的。中世纪有权人的解放是建立在对第三等级以下的所有人的政治歧视之上的;资产阶级的解放则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歧视之上的,这一歧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基于财产的社会歧视,工人在生产中只有听命于资本家的指控,一是立基于财产的政治上的歧视(穷人没有选举权)。现在,归功于财产的政治歧视在许多地方已经不存在。但是立基于财产的社会的歧视却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对于这此进步充分肯定,但是,他们不以此为满足,他们以此为起点,要进一步实现全人类的自由与解放,既然有权的人与有钱的人已经解放,马克思恩格斯要解放谁呢?无疑是穷人,所以马克思主义法学必然是穷人的法学,为穷人争权利的法学。任何为部分人的特权正当性论证的法学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穷人法理学立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规范平等优先、兼顾事实平等。借用哈贝马斯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穷人的法律只能建立在规范的平等之上,不能建立在事实的平等之上。因为法律是规范性的存在,事实的平等将使任何规范最终失去意义。以事实平等为追求目标的结果只能将社会调整寄托于权力之上,而且是寄托于“道德的权力”之上,这无疑是柏拉图的美丽梦想。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不认识这一点,穷人不可能脱贫;不仅如此,由于平等竞争规范缺失对社会创造财富动力的根本打击,将导致贫困的普遍化;更为可怕的后果是由于财产界限的模糊,将导致财产犯罪的普遍化;由于规范缺失下不可避免的权力寻租,加上此种社会中权力对财富的垄断,权力的腐败将普遍化。最后形成社会的两极对立,一旦引发社会动荡,首先吃苦的还是穷人。

穷人的福祉在法律,穷人的力量在法律。穷人造反,它的结果只是“具体的”穷人与富人的换位,世界上并没有减少穷人。暴富的穷人一旦变成富人,由于没有文化的滋养及普遍的复仇心态,大多因小人得志变成为富不仁之辈;他们的脑袋亦马上变成了富人的脑袋,因为他们已经是富人而不是穷人了。不知各位见过洪秀全之类么?洪秀全成为天王后,他的轿子是要64个人抬的,而大清皇帝的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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