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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

弘扬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鹄的之马克思主义,践行法治,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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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法学教授,世界公民的“真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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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路一断,大难必至  

2013-01-05 15:01:2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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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文重发按:习近平的南方之行重新燃起了国人的宪政梦。但是这刚刚燃起的梦想却因为两件事的打击而几至破灭:南方《南方周末》与北方《炎黄春秋》的噩梦。17大强调的表达自由是宪政的前提,对言论自由的打击不但使宪政无望,而且必将大难临头。57年反右、59年反右倾消灭言论导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此殷鉴不远。]

 

 

按:三年困难时期常常被掩饰为“三年自然灾害”。当年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我则认为,公允的评价应当是“十足的人祸,制度之祸”,是权力主宰一切的制度所造成的,是权力滥用之祸。因为根据老百姓的感知,那三年并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再者气象学也没有拿出有力的证据证明那三年的“老天”特别的捣乱;第三,中国国土辽阔,即使有一般的灾害,除非全局性的灾害,各地自可“以丰补歉”,不致造成多达数千万人被饿死的惨剧。即使中国发生全局性的自然灾害,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还有国际社会可以帮助或者在国际上买粮。事实上,这一灾难在1957年就“奠定了基础”——1957年,一些大学生仅仅因为说了一句“吃不饱”而成了右派。反右运动将所有敢于说真话的人都打下去了,中国的社会失去了“良心”。由于反右彻底堵塞了言路,由于上下之间缺乏起码的“理性交往”的渠道,权力便肆无忌惮,人民在权力面前除了死亡没有别的选择。对于这一灾难,儿时的我也有记忆。当我成为一位军人的时候,它的阴影久久扫之不去。1970年,我在安徽的一个乡(曹村,处京沪线徐州以南30公里)挖山洞(贯彻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时,驻地附近的一个村庄(已忘其名)的人口还没有恢复到“困难”之前。人民极端贫困,人人目中无神,好像一具尸骸。后来在鲁西的莘县“支农”时,住在“熊马庄”,我班住在一熊姓老大爷家,房东独自一人。老人家非常和善,但几乎不和我们说话。后来拐弯摸角知道,他的家人都死于那场灾难。因为老百姓不敢和“解放军”说这些,具体死了多少不得而知。1974年,到胶东挖洞,我守营房。与我非常要好的江阴兵任某告诉我,我连驻地的老百姓出奇的穷。有一家七口,夫妻二人加四子一女,只有一床被子,盖被子是家中女人的特权。冬天五个男人挤在炕上,天一暖和则父亲睡在草堆中。天暖和了棉衣中的棉花抽去就是夏衣;两个女人只有一条“出客“的裤子,谁出去谁穿。记得是1970年,部队搞“忆苦思甜”,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一位济宁籍的憨厚老实的战士讲他家里先是父亲饿死了后来是母亲、哥哥弟弟都饿死了,只乘下他一个人。大家听得很入神,对旧社会充满了仇恨。连长问他当时的年纪,他说10来岁,一算不对,聪明的连长马上叫他下来。因为他几乎是文盲,所以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否则一定是“政治事故”。由于刻意地制造“失忆”,现在的年轻人对此都感到不可理解了。我们只有告诉人民真相,才能在制度上防止悲剧的重演。

《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在“三年困难时期”作为中央国家机关万名干部下放到重灾区农村,耳闻目睹重灾区农民深重的痛苦。这些应当进入我们的中小学教材。下面是它的亲历。〕

 

 

在山东省召开的五级干部大会上,一位领导说: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现在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城镇供应十分紧张,不少地方已经出现脱销断粮问题。入冬以来,浮肿、干瘦病日趋增多,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增加,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形势将更加严峻。

 

  惠民地委第一书记王成旺说:山东是全国出了名的重灾省份之一(被中央点了名的),山东的形势不大好的地区重点是在鲁西北三个地区(惠民、德州、聊城),其中又以惠民地区尤为严重。惠民地区去年以来不断发生粮荒,没有粮食,草根、树皮成为百姓的主要食物。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一起闲谈时,只有两个话题:一是谈论死人的情况,不是说这家死了人,就是说那家死了人;二是谈论自己几时死,还能活多长时间,能不能过了年等。有人说,活着挨饿受罪,没有盼头,不如早点儿死了好。王成旺说: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灾情,不但没有得到控制,而且还在进一步发展。入冬以来,浮肿病、干瘦和非正常死亡在大量增加……惠民县北镇(惠民地委所在地)公社书记说:全公社近4万人,今年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死了1000多人,只生3个孩子(不到万分之一)。入冬以来,病号、死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看来明年春天将会更加严重。

 

麻店公社书记说:全公社大部分社员群众都得了水肿、干瘦病;4594名中青年妇女(16—45岁),有2188名闭经,占总数的47%,子宫脱垂的84人。他说:由于没有吃的,营养不良,3岁的孩子(1957、1958年生的)不仅不会走、不会坐,连头都抬不起来。单寺公社高家生产队的社员说:“粮没了,柴光了,人病了,屋倒了,哪里黑了,哪里住,走投无路,没了办法,就等着死。”

   从1961年1月13日至29日,惠民县召开了县、区、社、队四级干部大会,传达贯彻落实中央《紧急指示信》精神,进行整风整社。会议重点是:揭发批判“五风”问题,揭发批判以惠民县委第一书记孙铭春为首,背离党中央指示,大刮“五风”所犯的严重错误。

 

  这次会议开了整整半个月,我们自始至终都参加了。会议仍然规定,揭发的问题不报道、不外传,也不准作记录。我只是根据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在会议结束那天写了一个综合材料,记录在我的日记本上。现摘抄如下:饿死人的情况过去不准说,更没有人敢统计。这次在揭批“五风”时的4000人大会上,做了个初步统计:去年(1960年)一年的时间(实际上主要是初春那段时间),惠民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3万多,现有的浮肿、干瘦病人10多万。

 

李宅公社党委书记在大会上的发言,最深刻、最沉痛、最具有代表性。他说:“去年春天大部分地区都是两三个月没有吃到粮食,很多人死得很惨!全县一年的时间死了3万多人,相当于现在一个公社的人口。也就是说:一年的时间死掉一个公社。各个公社的情况不同,有的公社达11%;各生产队的情况也不同,有一个生产小队160口人,死了60口。大批人员死亡使无数完整和睦的家庭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死去父母的成了孤儿,死去妻子的成了鳏夫,死去丈夫的成了寡妇。不知道有多少和睦家庭被破坏而妻离子散,有的一家人各自领各自的粮,各吃各的,多少感情很好的夫妻为吃而分家,家家庭院破落,家里一贫如洗,屋子里除了几床破被子,就是几把毛草了……人们饥不择食,只要是能解饿的东西见着就吃,甚至偷、抢,人到饥饿而不知羞耻!人,只有当他饿急了的时候,才知道粮食对人是多么重要!而今饿死的绝大部分都是老实农民,甚至是在战争年代,为我们夺取天下出生入死、立过战功、负过伤的复员转业军人……”

 

  接着,这位公社党委书记讲了这样一件催人泪下的事例:有个生产小队干部,去年春天几个月没有粮食吃,全家五口人饿死了三口,当他娘已经奄奄一息了,还对她的儿子说:“儿呀,给娘一块干粮吃吧!”当儿子把唯一的一个糠饼子给了娘,娘看了看说:“儿呀,为啥不给娘一块干粮(粮食)饼子呢?”儿子说不出话来,哭了!娘明白了,脸上也流出伤心的泪水。在她快要咽气时,用微弱而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说了最后一句话:“儿呀,千万……不要……忘记你娘……是……怎么死的……”说完,就咽了气。

    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新华出版社2008年1月版,转引自《“三年自然灾害”农村纪实》,转引自《扬子晚报》2008年3月31日。2008-4-1 16: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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