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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

弘扬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鹄的之马克思主义,践行法治,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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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法学教授,世界公民的“真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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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认罪的N种可能与制度分析  

2013-02-16 10:30:09|  分类: 法之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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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认罪的N种可能与制度分析

 

    李庄二审时的离奇认罪使几乎所有的法律人目瞪口呆,也使他的辩护人措手不及,他们甚至提出了对李庄进行司法精神鉴定的要求。媒体及网民更是一片哗然,充满了种种猜想。比较丰富的猜想由北京晚报记者孙莹提出:李庄确有被指控行为、出于安全需要考虑、以退为进争取轻罚、李庄玩法律为民众普法、李庄出现精神问题、李庄被做思想工作等等。孙莹:《李庄为什么突然认罪?》,《北京晚报》201023日。

 

    我觉得李庄案认罪确实值得人们猜想背后的真相是什么,或者李庄的出发点是什么,这些相应的猜想后面都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社会与法律制度问题。

 

    让我们从逻辑上对李庄认罪的原因加以分类。一类是李庄非理性的胡闹,另一类是理性的选择。

 

    我们先选择最简单的选项:李庄的精神出了问题,他拿自己的自由开玩笑。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问:李庄在关押之前是为人辩护的律师,为什么关押不久精神就崩溃?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关押时受到了非人的待遇,简言之就是遭受了刑讯逼供。如果这一猜测对头,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从法律上解决刑讯逼顽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对审前关押制度进行思考:一到公安介入就可以关押的制度实在存在太大的问题,它可以轻易的将无罪之人关押起来,而一关起来,当事人就与外界隔离,又不得见律师。这足够引起恐怖心理,从而造成冤假错案。事实上,审前关押应当以不关押为原则,以关押为例外。这就意味着,审前关押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理由:嫌疑人有逃脱审判之虞、或者有毁灭证据、或者串供之虞。如果一下做不到这一点,可以先采取小改革:一是落实法律规定的律师介入制度,二是律师在公安介入的时候介入,这是真正的国际惯例;或者法院对强制关押行使绝对的审查。

 

    第二类选项是:理性选择。这里的理性是指李庄将认罪作为工具来使用的工具理性。排除李庄为了法治牺牲自己这样的选项,因为它的概率实在太低,且依据网络及公诉人说他还嫖过娼,希望这样的人一下成为为正义而牺牲的英雄几乎是不可能的。理性的选项又可以依据事实问题的不同假设分为两个子项:一,基于主观认定有罪的选择;二,基于无罪的选择。

 

    先说基于有罪的选择支项。这个选择的概率不太大,这可以李庄此前的“猖狂”为根据,变化太突然。但是不管怎么说,可能还是有的。如果是,那么,我们要问:是什么促使李庄主观认识上得到如此大的提升?可能只有:李庄在看守所里认识学习了法律,或者看守所的教育功能实在了得。如果是这样,我们当扩大看守所,用它更好地为法治国家建设出力。以前的种种“学习班”都可以办到看守所里去,“双指双规”之类也可以办到看守所里,以节约开支:看守所的开支肯定比星级酒店要便宜得多。

 

    再说无罪选择的支项。既然认为无罪,却爽快地承认有罪,而且对自己有利,这就大有文章了。这说明人与人类社会的太复杂了。这个支项的可能出发点很多,很难穷尽,只能揣摩如下:

 

    第一,受不了了,两害相较取其小,与其受此苦,不如坐冤狱。如果是这样,那么同样是看守所出了问题,它肯定存在侵犯人权的现象。进一步的制度思考可以见上述精神病选项。

 

    第二,为了日后翻案,保留证据,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保住小命要紧。思考同上面选项。

 

    第三,宣传手段,想以此引起更大的社会关注,以利于得到最轻的处罚。因为相信李庄对我们的司法制度是非常熟悉的,二审否定一审概率极低,一般的案子尚且如此,何况这是地方大员定的。官无悔判是中国传统。这同样表明现制是一个可能制造冤狱的制度。

 

    第四,交易。所谓交易是李庄在此案上不能做实,但是在其他方面被抓住了把柄,由此双方达成某种交易或者起码是默契。如果是这样,我的思考是:目前中国的律师确实存在太大的问题,不是李庄一个人。如果律师普遍(当然是不所有)有问题,法治危唉!问题不在于律师,而在于律师制度及司法制度本身。一个让相当一部分律师不干净的司法制度本身是有问题。有的人说,法官出问题责任在律师,我的结论是相反的:律师出问题根子在法官,在司法制度。这个司法制度太容易寻租,才有律师“方便”地人中非法获利。如果律师是一缸混水,则法官必是一缸酱。

 

    好了,说得够多的了。如我此前所说,李庄案本身是对法治的考验,现在它的答案基本上已经出来(虽然不是最后的):基本上不合格。它是权力再一次胜了法律,而不是相反。而李庄的戏剧性认罪,又在这个不合格的答案上减掉了起码10分。它告诉我们,我们的司法制度存在太大的问题,它不能保证公正的司法。

 


    回到李庄案,该案的审判有明显的“显性规则为隐性规则所用”的迹象,可以推测,判决是早已拟好的——不是法官,而是审判外权力所拟。审判只是一个演示的过程,法官只是演员。公检法三家合为一家,目的只有一个:必须治李庄的罪,给“不合作”的律师点颜色瞧瞧,以儆效尤。这当然是推测。不过相信再过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到李庄案的法官可以写回忆录的时候,这一切将会大白于天下。

 

    在这个过程中,李庄及其辩护律师为一方,他们以公开的法律为自己争取权利(例如申请回避、要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证),而审判权则以法律之名,事实上则在贯彻权力意志而无视法律规定。由于律师的参与、特别是当事人本身是律师,它的冲突被摆在了十四亿国人面前。这也就彰显出律师的价值,彰显出李庄案的价值,彰显出李庄本人的价值——那怕最终他是有罪的。当然,真正知道其意义的人不会超过万分之一。网民们庆祝的是李庄被定罪——就像当年庆祝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庆祝刘邓被打倒一样。与此不同,我则关注李庄的程序权利得到保障没有,李庄有罪否,当是正当程序的结果。经过正当程序,李庄的任何判决我都可以接受,可以相信。

 

    在李庄案中,法律人分裂为“隐性派”与“显性派”两派,这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告诉人们,什么样的研究在促进中国法治,什么样的研究与人治共谋。希望为稻粱而与人治共谋的人醒悟。历史是在前进,中国的法治进程是不可阻挡的(用一下我做红卫兵时常用的语气),想想您今天的话二十后还敢与学生、与子孙讲么?

 

   这就是我在上一篇博文中对李庄辩护人的上诉主张表示赞成的缘由。我甚至建议李庄申诉,一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当然我也知道再审程序的启动非常困难,在中国当下主要是权力的恩赐,李庄案的再审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上诉与申诉本身是一个主张显性规则的举动,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是真正意义上的普法。

 

    由此我想到,为了加速中国审判程序显性化的进程,起码能遏制其向隐性规则倒退,中国应当在显性规则层面上建立三审终审制度。那样,所有的案子都可以较容易到达最高人民法院,这就能有效遏制地方诸侯的司法政绩冲动:李庄案的背后是地方诸侯的政绩与法治统一之间的冲突。

 

    下一篇设想(不一定写得出来):打黑切忌“大跃进”——李庄案三思

原文载于我的法律博客http://guyan.fyfz.cn/,发表时间:2010-2-8 16: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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