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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

弘扬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鹄的之马克思主义,践行法治,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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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法学教授,世界公民的“真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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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律师即“拷法治”  

2013-02-19 10:39:25|  分类: 法之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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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710日,昆明某律师事务所律师何先生到云南澄江县法院代理一起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澄江县法院民事一庭庭长洪猛单独负责审理此案。开庭后,被告方律师何先生当庭提出:“审判长,本案原告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应当把原告的媳妇追加进入本案参加诉讼,我们15天前向法庭申请要求追加诉讼当事人,法庭的意见是什么?”审判法官说:“不用追加了,我现在口头告诉你。”

    庭审结束后,法官叫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笔录上签字时,何律师发现笔录上遗漏了他的辩论观点,遂要求把“法官口头不同意追加当事人的观点”补在笔录。此时,法官说:“不准动笔录,有什么意见可以另外提交书面意见。”何律师说:“笔录是记载整个庭审过程,如果不加上,我就不签字。”“随便你签不签字,你爱签不签。”法官当即回答。随即,何律师把自己签在第一页上的名字划掉,并在第二页笔录上补充:“我要求对庭审笔录进行补正,但未获准许,被告代理人拒绝签字,并写下自己的名字。” 法官拿过笔录一看,大声说:“你有哪样权利在上面随意写字。”何律师回答:“这是庭审笔录,代理人有权在上面签字,代理意见不完整的,我有权利在上面写上自己的意见。” 法官说:“我之前就告诉过你,这个事不要扯了。书记员,去把法警叫来,把他(何律师)拘留起来。”书记员走出法庭去叫法警。何律师说:“拘留可以,必须有完备的拘留手续,比如要法院院长签字同意才可以。”

    此时,法庭旁听席上坐有15名旁听群众,目击了何律师和法官的对话。法官坐在审判席上沉默了3分钟左右,又向何律师提出:“给你(何律师)3个选择:一是拘留,二是罚款,三是写检查。”何律师回答:“在笔录上写拒签笔录的原因是我的权利,所以,检查我是绝对不会写的。”很快,书记员带着两名法警走进法庭。法官说:“把他(何律师)铐起来带走。”法警掏出手铐,把何律师铐了起来带出法庭,带到法院篮球架上铐起来。(《春城晚报》2009711日报道。)

    事有凑巧,恰恰在50年之前的1959 年,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了《德里宣言》,这个宣言集中了各国法学家对“法治”的一般看法,权威性地总结了三条原则:(1)立法机关的职能在于创设和维护以使每个人保持“人格尊严”的种种条件;(2)不仅要对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有效地维护法律秩序,借以保证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3)司法独立和律师职业自由。请看第三条就包含了“律师职业自由”的内容。

    律师仅仅因为提出了合法的、但是冒犯了法官的要求就被拷,这无论如何是违反法治原则的,这当然也违反中国的宪法。即使何律师不是律师,是普通公民,法官也无权剥夺他的自由,加以人身摧残。这一点我想健康的人都不会反对。

    我关心的是这一事件反映出来的中国法治现状,是国人不知律师对于法治的重要性。

    中国历代没有律师,“实施法律”是纯粹的官方行为,不允许民众参与,在法律程序中,公民只是“被处理”的对象,最多是作为证人存在。即使是证人,也还是被“修理”的对象。不唯如此,在中国,为被告辩护本来就是“问题”,严重点说就是与政府过不去,而与政府过不去就是犯罪。政府是谁?就是那个坐在台上的个人,就是官方的好恶。直到清末变法的时候,中国才在西方的压力下立法建立了律师制度。法律是规定了,但是社会、特别是历来的权力对律师都如梗在喉。1949年以后,中国的律师一度被消灭,1956年试图恢复它,但是刚刚恢复起来的律师们在1957年又几乎都成了右派,理由之一就是“替坏人辩护”。新人上台30年后的1979年要法制(不是法治),又想起了律师,但是律师变成了“国家法律工作者”,律师加盟于权力行列,这是比不上清末的。又过了若干年,律师的“自由”地位在法律上才得以承认,但是事实并没有变。直到今天,我们的律师在所谓“敏感”案子、重大案子、甚至一般案子上作无罪辩护,还是要请示(当然各地情况不同,因为这毕竟没有法律规定)权力。另外,律师“为坏人辩护”的社会意识还十分强烈。前一时期,一桩强奸幼女案中,不是有律师自己说不愿意为那样的流氓辩护么?连律师自己都不知道,他不是为坏人辩护,他是在为法律辩护,他所维护的当事人的权利就是法律!

    法学家为什么将自由的律师制度作为法治的必要条件?莫非世界法学家们都犯了傻?非也!抛开全世界的经验不说(凡是没有自由律师制度的地方一律都没有法治,法治只存在于自由的律师制度之中,这在全世界没有例外),将自由的律师制度作为法治的必要条件起码有以下理由:

    第一,自由的律师制度为公民对抗政府提供法律知识上的支持。法治就是治权力,因为政府拥有远远大于公民的种种资源,公民个人在法律知识上无法与政府抗衡,正是律师弥补这一上缺陷,使公民与政府在法律知识上达于平衡,有利于控制权力,也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

    第二,自由的律师对权力的行使过程进行监督,有利于政府守法,也有利于公民权利保障,从而从根本上促进法治。例如,自由的律师从公民受到刑事追诉一开始就介入,刑讯逼供就很难得逞了,佘祥林那样的冤案就绝不可能发生。

    第三,自由的律师制度有利于对法官的制约。大家知识,法治说到底是法官之治,但是法官不依法怎么办?法官专横毫无疑问将从根本上毁灭法治,就像前面那个拷律师的法官,这样的法官绝对不可能带来法治。想想看,如果没有何律师的存在,那个法官违法“遗漏”重要的法庭记录的事实能暴露在在公众面前么?律师的存在本身就构成对法官非法行为的有力牵制与威慑。

还可以说出一些理由,就此三条,我相信大家多少会相信自由之律师制度实乃法治之不可或缺这一道理。因此,我提请公民大家来关注律师权利之保障,关心何律师的权利,特别是关心那些仅仅因为为某些特定的罪犯辩护而其权利受到侵犯的律师的权利,因为这些事件不仅是律师的事,而是全民的事,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事。一切真正主张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人,都应当尊重与保障律师的权利,否则,人们就有理由怀疑他对法治的真诚,怀疑他对人民的忠诚,怀疑他对党的忠诚。

原文载于我的法律博客http://guyan.fyfz.cn/,发表时间:2009-7-19 1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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