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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

弘扬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鹄的之马克思主义,践行法治,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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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法学教授,世界公民的“真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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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治工具到保障人权——中国宪法的修改   

2014-12-25 11:22:02|  分类: 宪政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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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这是本有在第9届中日公法学研讨会(华东政法大学)上的发言,事后整理。]

 

谢谢主办方给我的发言机会。我发言的主旨是描述中国1949年以后修改宪法的过程,然后作出一个评价与分析。我在报告稿中主要写了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对中国宪法修改过程的描述,第二个是对过程的评价,第三个是对原因的分析,第四个是我得出的结论。

第一个内容讲1949年以来的制定的各部宪法及对它们的修改,得出的结论就是它们都是工具。具体来说就是,共同纲领是建立新政权的工具,1954宪法是政府向外宣示合法性的工具,1975年宪法则是将文化大革命体制(如果有的话)合法性的工具,而1978年宪法是满足老百姓要求的工具,现行的1982年宪法是改革开放的工具。这是我所讲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讲了中国宪法修改的缺陷。首先,从修改的频率来看,立宪和修宪的频率太高;其次,从程序来看,政治导向性强,公民参与程度低;再者,修宪的程序化程度比较低;另外,在内容方面,表现出限制权力的严重滞后。

第三个问题我讲的是造成中国宪法修改不足的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很多的,我只说其中的一个,就是公共领域的发育不全。“家国合一”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形式,这种社会是严重忽视政治权利的,但是私权利还是得到尊重的。1949年以后中国的社会形式变成“单位的社会”。单位社会就是一个政治权力一直干预到最基层的社会,它不仅无视政治权利,连私权利也不在话下。这就造成了两个公共领域的不足。第一个公共领域就是作为政治层面的公共社会,这个公共领域就是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它长期名存实亡,文革中十年不开会。现在的人大代表主要是官员,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其实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公共领域,它没有能够成为公民真正介入公共生活的平台。另外一个公共领域就是公民社会,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非政府组织,这方面中国还刚刚起步。现在非政府组织的登记有所放松是个进步,但是总体上它对社会政策的形成还没有什么影响力。这两个方面公共领域的不足,导致两个后果,第一,不能形成社会层面的修宪草案。第二,想要修宪的公众没有一个适当的表达平台,不能把修宪意见在国家层面上反映出来。在严重的时候,公民提出修宪意见甚至会面临处罚。因此,就形成了目前由政治主导的一个修宪模式。

这就是我文章的大致内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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